地图炮云，北京看其他地方都是基层，上海看其他地方都是乡下，广东看其他地方都是北方。
而在海南看来，全国其他地方都是“你们大陆”——海南是全国唯一一个名义上不属于腐朽资本主义制度沦陷区，却依然可以大大咧咧将其他解放区统称为“你们大陆”的地方。
我的父母分别来自西南和北方，我则在海南出生和长大。作为第二代大陆移民，很容易就感受到自己和身边许多小朋友的身份差异：祖辈在海南生活了几代的小伙伴在提到我们时，会统一使用“你们大陆仔”这样的代称。
听到这种称呼的感觉比较复杂，一方面，我们不喜欢被“大陆仔”这个称号将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一张嘴，口音明显就和正宗岛民区分开来——说海南话单词发音不地道，说普通话又带着海南口音。
无论如何，这种类型的隔阂在海南还不算严重，各种类型的大陆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里源源不断的来到这个北回归线以下的热带小岛，有的选择了永远呆在这里，有的选择了再次离开。
天高皇帝远，稻香荔枝甜。温暖的南方自古以来便是北方三教九流各个阶层人士被流放或发配的目的地之一。
80年代以前，来海南的移民大部分都是被驱赶来垦荒的知青和派遣来驻扎边境的军人。来到这个燥红土壤的荒蛮之地，气候炎热、潮湿，红蚂蚁、旱蚂蝗、雷公马以及其他各种稀奇古怪的虫豸到处爬，红树林，菠萝蜜，飞机草以及其他各种稀奇古怪的植物到处长。失落之余，又惊喜发现，这里橡胶树茂盛，水稻可以一年三熟。但是当地的黎苗族的耕种知识居然基本为零。于是大搞军民共建。建设兵团，也就是海南农垦遍布了全岛。除了对内建设为主的海南农垦，还有对外的部队。和平年代的部队驻扎在山区，也常常参与军民共建，偶尔还调停少数民族间的冲突。调停冲突的方式也很特别，一般是两个村寨要开打了，部队荷枪实弹赶来，往中间一隔，接着首长喊话，把两边的族长和头领叫来，在中间摆开酒席，一坛坛BIANG酒（糯米酒）端上来，部队首长和士兵轮流把两方的头领都灌醉后，再抬回各家村落，一场冲突就算化解。然后官兵再集合，整队，回到营区宿舍，一头扎倒床上，鼾声如雷。
部队在海南的势力范围之广，乃至于三亚现在那些五星级酒店密布的海湾和沙滩，过去基本都是海军的地盘。即便是现在去到亚龙湾，沿着海岸线一路走到五星级酒店建筑群的尽头，仍旧可以看到醒目的军事禁区警告牌，铁丝网，和站岗的哨兵，如果运气好，碰到个开快艇出来捞外快的兵哥，商量好价钱，他可以载你到海湾中的一个岛旁边潜水。游客在水下望着五彩珊瑚礁惊叹不已，船上的阿兵哥则神经紧绷着，一发现游客有朝湾区里的海岛靠近的趋势就会厉声喝止。因为军事设施就近在咫尺。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则是无数亡命徒、逃婚者、冒险家、梦想家、破落文人，不甘平庸的人，档案有污点的人、以及对政治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和小公务员们自动选择了南下。其中尤以知识分子与和小公务员群体最为引人注目：既然不能去从政，去进省市区委或政府部门，去居庙堂之高，先天下之忧而忧；那么何妨不去开饭店，开歌舞厅，炒房地产，处江湖之远，乐烟火人间之乐？一时间海南的沙滩上，椰子树下，到处睡满了大学生，史称十万人才下海南。几十平米的铺面，铁卷帘门拉开，门口再摆十来张破桌破椅，一个小餐馆便开张了。读书人开个饭馆，起个菜名都不忘掉书袋，一盆“乱棍打死猪八戒”，原来是豆角炒猪肉；一盘“光头和尚戏嫦娥”，原来是小蘑菇炖白菜。
海口的一角，五公祠以及苏公祠里供奉着的几位古时候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公务员，笑而不语。苏轼，李纲，赵鼎们若转世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也必定是随着那10万大军，混迹于海口的沙滩，大排档，KTV中，狂吃鸡饭三百碗，不辞长作海南人。
然而，即便是在三教九流混杂的街头大排档里，政治的身影依旧偶尔可见。贼眉鼠眼的小贩不时会凑过来，“老板，要书不？”食客们大多摆摆手。偶尔有几个发福的中年食客，放下剥了一半的白灼基围虾或姜葱炒高蟹，抹抹嘴巴擦擦手，说：“看看。”小贩立刻捧上一叠厚书。繁体字，竖排版，向右翻页的大都是，《邓后风暴》，《大内主管曾XX》这类；简体字，横排版，向左翻页的，大多是《民间顺口溜》，《厚黑学》之类，偶尔会掺杂几本奇葩类的《xx可以说不》系列。书的背面定价单位如果是港币或台币，价格一般都不菲。但中年食客们也都出手阔绰，一下子买了几本。然后互相传看研究。小贩们一口一个“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在上个世纪末，互联网远未普及的洪荒时代，营销账号、政治控、段子手以及围脖大V们进行密切的思想交流的渠道和方式，大致如上所述。
若干年后的今天，无论体制内外的政治控饭局上，众人酒足饭饱，拿起智能手机刷围脖的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大量以押韵的顺口溜方式传播的讽刺段子；政治故事以野史爆料八卦阴谋的面目出现，并伴有小说一样生动的细节描述；各种世界级的战略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读后给人一种仿佛天下大势尽在运筹帷幄之中的快感。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环境，除了主流波将金村式的新闻联播，便是各种不规范的和世界讯息基本隔绝了的民间政治爱好者自己玩出来的研究成果。外面的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行的，我们现在才开始逐渐了解，更别说那个年代的人了。出国考察的机会大部分都留给领导了。领导们出国后的体会如何？我记得我小学有个校领导从美国考察回来后，在学校周会上面对全体师生讲他的北美见闻，主要是讲下榻的酒店里各种不同的自来水开关的使用方法，感叹原来自来水开关不只是有拧的，还有按的，提的，掰的，自动感应的，有的自来水甚至不用烧开就可以直接喝。校领导的美国自来水奇遇记讲了整整半个小时，台下的几百个小学生如听天方夜谭，不停发出赞叹声。真正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就是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海南，居然整个岛都划为经济特区，敞开大门让所有民间爱好者们都进来搞经济实验。自然诞生了一片热土，无数个资本草莽在这片热土上狂奔，无数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我爸70年代末参军来到海南，在部队认识了个战友叫赵玉南，唐山人，胆大无双。和我爸一起在部队做摄影记者的时候，他们俩人一起去拍五指山的风光照，赵玉南用降落伞绳子缠在腰上绑紧，我爸在后面双手拽住绳子，一脚死死抵住机舱，放他下去，吊他半空中拍下了五指山的风光。当年这张作品获得全国摄影大赛一等奖。
后来，到了90年代初，赵玉南的头像出现在了海南日报上，一个占据了整个版面的下半身的房地产广告里，西装，领带，配上蓄着鲁迅般一字胡的形象的赵玉南，名字前配备了珠江建设集团董事长，法人代表，总裁等等一长串头衔。
再后来，他名字前的头衔从杰出退伍军人代表，总裁，董事长，明星企业家，最终变为了“特大经济诈骗案主犯”，2005年，终身监禁。
这个判罚据说还有很多幕后的故事，有传闻说他至今还在试图翻案，但当时涉案的许多领导如今平步青云官至省级部级，要翻案也要等到这些人退居二线下一波清洗到来。谁知道呢。巨变的时代，蛮荒的土壤，决定了许多灰色地带和官商交易不可避免。做大生意的大部分胆子很大，那个时代的各种禁忌早已被他们远远抛在身后，但是未来的世界的禁忌线应该画在哪里，就在这批草莽英雄的学识和眼界之外了。他们要么对此一无所知，要么就干脆装着一无所知。二十年后，这群草莽中底子好的，悟性高的，随着时代一起成长，渐渐知道了新世界应该有哪些秩序，应该被建设成什么样子，他们离开海南，熬过经济低潮后，在唯GDP发展的年代用水泥森林屎淹没了国内的所有一线城市；那些依旧以为自己可以剑走偏锋，快意江湖，各种丛林法则横着来的，则飞速被时代淘汰。
90年代初的几年，川菜一度雄霸海南餐饮业，许多四川人都成了餐厅饭店老板。一次一个叫川粤大酒楼的饭店开张，四川老乡都去捧场。酒楼很气派，几层楼的铺面有上百个包厢，大堂更是金碧辉煌。席间酒楼的老板来到我们这桌敬酒，看到我这个才7岁的小屁孩，就逗我要我说句祝酒词。我当时不知道是那个文学细胞突然暴走，脑中闪出当时刚读过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中老洪等人合伙开炭厂的情节，于是端起酒杯朗声把小说中贴在炭厂门上的对联念了出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中国人向来有强迫小孩在众人面前像成年人一样表演的不良习俗，但明显我在文学细胞暴走状态下的表演已经达到了央视上那种能讲相声唱京剧的国家级小孩扮大人水平，于是满堂喝彩，酒楼老板兴奋得满脸通红，转身塞我一个大红包，比我过年时收到的所有红包加起来的还要厚。（当然回家就被父母没收了，唉，童星的悲哀就在于此。）
十年后，再次见到这个老板时，他在海口大英山老机场旁经营一家自助粥屋，百来平米的小店零零散散坐了十来个人，店的一角有台5匹马力的立柜冷气有气无力地吹着，每位12元的自助餐，有各种红白黑黄的粥，以及下饭的红油泡菜，花生米，豆腐乳，萝卜海带黄瓜。老板娘在收银台，接过客人递过来的钞票，按几下计算器，然后细细找零；老板本人则坐在靠街道的玻璃门旁，和一个来光顾的老熟人兴致勃勃地谈未来几年如何把这个粥屋开成连锁店的远大战略规划。老熟人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哧溜哧溜地将碗里的粥喝了精光。
生活在这一片热土，还能见识到许多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生的新鲜事。小学一个好友，当时只知道他老爸在某银行任职副行长。一天突然听说他爸所在的银行倒闭——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你可能每年都看到卫星上天，但银行倒闭是一辈子都难得见一次的——震惊之余跑去问起他情况，听他激动地说起呆账坏账，信用社合并之类的术语，完全听不懂。彼时我才十二三岁，所精通的只有奥数天文，飞机大炮这些缚虎屠龙之技，无法用来理解日常生活中这些砍瓜杀鸡琐事。几年后才知道，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在当时也是开了个先河。而银行倒闭这档事，共和国建国迄今似乎也就这一例。
上高中时，正是老朱当总理，酷吏重典。有天和某老友闲聊，他跟我说，他爸不久前去看一个当年大学的同窗，这个同窗明天就被执行死刑枪决。他爸属于恢复高考后最早的那几批大学生，金融和经济类专业。现在当年同届同专业的同学中，三分之一位高权重，三分之一定居国外，最后三分之一无期徒刑或已经被执行死刑。
这位老友去年举家移民北美。他爸最终成为了定居国外的那三分之一。
最近和这位老友的一次见面，他提起他的家人移民，感叹说他父母这么大的年纪，其实在国内国外养老，都没有什么不同了，但是为了下一代还是毅然移民。如此折腾是为何。
我想起了北美的帝王蝶，学名黑脉金斑蝶，这种蝴蝶每年都要进行4000多公里的大迁徙，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几个月，一次迁徙周期后回到原栖息地的蝴蝶，已经是第3，4代的蝴蝶。这几代蝴蝶有的生命周期很短，有的却可以通过控制发育速度以童子之身憋过漫长冬季离开某个栖息地后才撒开了交配生娃。老外生物学家对这种跨越了几代的迁徙机制感到神奇，而作为来自神秘东方的目光长远中国人，我表示完全理解。
与经济特区的头衔相伴的，还有“文化沙漠”这个称号。
许多人都觉得这是在贬低海南，但我个人觉得，这个称谓是在抬高海南的地位。因为印象中能享受“文化沙漠”这个称号待遇的城市只有深圳和香港。海南的经济水平和这俩个地方相比，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大凡一个地方的人均GDP要是不名列全国前茅的话，这个地方在文化底蕴方面的缺陷都不会有人愿意去鄙视一下的。
况且海南的文化贫瘠程度也不完全就像传闻那样。毕竟还有个文昌，文昌除了孔庙香火延续百年，还出了个宋氏三姐妹以及若干个将军。不过你要是去看“全国十大将军县”之类的排名，文昌的长寿镇一般是名落孙山的。因为这个地方出的将军由于国母老乡影响提携的缘故，大部分是前朝国军将领，这一点上，当地宣传部门不好发挥。但近年来两岸关系改善了，估计统战部门在这一点可以做点文章。
当然若是从文化教育设施和水平来看，那是真的差。
我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南航部队大院有自己的学校，叫海燕小学。当时的部队官兵和官兵家属的文化水平大都很低，而这个学校里的许多老师又都是部队官兵的家属靠关系进的，于是教学水平可想而知。
我快到入学年龄的时候，父母专门去海燕小学旁听语文课。只听到台上的老师正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教全班学生学汉语拼音，老师大声地念道：“摸—-艾——麦， 咩/me/子的麦！“
台下几十个小朋友跟着大声朗读道：““摸—-艾——麦， 咩/me/子的麦！”
我父母当即拍板决定，换个学校。
最后我是去了几公里外的农垦小学。每天老妈骑着一台破摩托突突突开上十多分钟，经过一条坑坑洼洼的的柏油路送我上学。一路上两旁都是种满水稻，豆角，蔬菜，胡椒的农田，还有不少鱼塘，不时会有几头黄牛悠悠缓缓在路上兜转。摩托车突突突开过，黄牛们伫立睥睨而向，牛尾巴啪啪甩打在糊满牛屎的屁股上，牛嘴巴永远嚼个不停。
在农垦的小学，班上有几个刚从大陆过来的小伙伴，甫一接触，便发现他们的学识远在我之上，在我还在苦苦为着收集齐全套十万个为什么而烦恼时候，他们早已家里摆放着整齐的，各种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百科全书，以及厚厚的用线装订起来的科普和兵器杂志。于是我想尽办法天天跑去这些小伙伴家蹭科普书看，蹭变形金刚玩具玩。
其中有一个湖南来的小伙伴，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去他家。他的父亲据说是个医科专业的大学生——那个年龄段的大学生不是很多，父母其中之一是大学生会是很有面子的事。他父亲的确知识很渊博，家庭环境更是开明得过分。那个小伙伴常常会很直接地问他老爸各种人体生理问题，而他老爸则基本上会很耐心一一解答他提出的各种刁钻问题，包括为什么男人胸部小，为什么女人胸部大，为什么练健美的女人胸部比不练健美的女人胸部小，为什么练健美的男人胸部又比不练健美的男人胸部大等各种问题。他和他父亲进行严肃学术交流的时候，我在一旁听得各种醍醐灌顶，各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快感。
最后，最吸引我们的一点是，他家居然有一台进口录像机，他老爸还常常能搞到一些来自国外的科幻片或科普片录像带并组织我们观看。
当然也有见鬼的时候。有次去他们家看录像带，是一部科幻片，讲一个未来世界的警察，任务是追杀隐藏在正常人群中的复制人。但是追杀到后来他爱上了一个跳脱衣舞的女复制人，最后他还发现，自己也是个复制人。结局最后是这对复制人男女主角一起远走高飞，消失在火红的夕阳里。
如果你以为自己已经猜出这部片是哪一部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部片的剧情发展明显很奇怪。基本上我们每看5分钟就会出现少儿不宜画面，就要被同学的父亲勒令转过头去不许看。整部片少儿不宜画面大概占了全片总长的三分之二那样。
若干年后我人生第一次看正牌的《银翼杀手》的时候，不仅仅半小时就猜到所有剧情暗线和最终结局，更是解开了我心目中埋藏已久的一个谜团。
当年我看的那部创意无限但剧情发展如此见鬼的科幻片，是银翼杀手的成人版。
后来那个农垦小学也随着农垦系统的衰落，教学质量江河日下，老师们各种不务正业，只顾着下课后向学生推销零食赚外快。中国的家长对儿女前途的焦虑感是世界第一的，为了孩子能上个好学校甚至不惜调动工作和户口。于是那个小伙伴和他父母回去了湖南，其他的学生家长也纷纷将自己子女转学到海口市区里的学校。我父母也开始行动起来，四处托人找门路，把我转到了市区内排名第二的重点小学。
若干年后，我在听说我高中老友的父母为了下一代而举家移民美国的时候，在听说公司某女同事辞职去澳洲生小孩，某男同事小孩获得香港居民身份的时候，在听说深圳四所最好的中学高中毕业班有十分之一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时候，我脑里都会浮现出两件事：我8岁那年，那个农垦小学超过一半的学生家长们各显神通在计划经济系统里杀出一片血路成功让自己孩子转学的情形；以及关于北美帝王蝶长途迁徙的纪录片。
在那个农垦小学的最后半年，我住在离学校很近的亲戚家里。当时那个农垦小学的教学系统已经接近放羊的境界，每天提早下课不说，而且基本不留家庭作业。我每天下午4点半放学后看完动画片就趴在阳台上发呆。往阳台的左边看是医院的水塔和围墙，围墙外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往下方看是坑坑洼洼的滑冰场，以及同样趴在阳台上的楼下邻居小孩的脑袋；往阳台右边看是这个医院大院生活圈内唯一的职工俱乐部和唯一的食堂，食堂和职工俱乐部间有一块开阔的空地。每个周末，医院工会都会在职工俱乐部里举办国标舞活动，大人们在俱乐部里跳探戈、慢三、伦巴、恰恰，把自家小孩子留在职工俱乐部外的开阔空地疯玩，老人们则在空地上跳秧歌和老年迪斯科。每到新年和元宵，这块空地上还会举办各种游园晚会，医院职工们都踊跃参加，最受欢迎的游戏是用铁环套大瓶的可乐雪碧健力宝，以及四处乱跳的活鸡活鸭，套中什么就可以把什么带回家，于是各家大人们掷铁环手气和技术，就决定了新年第一个星期这家人的伙食丰盛程度；另一个受欢迎的游戏就是元宵灯谜，猜中灯谜后可以换取的奖品一般都是各种尺寸的廉价不锈钢碗，于是各家大人的文学水平，又和这家人饭桌上不锈钢餐具的比例构成了奇妙的联系。
这便是那个物质和文化都贫乏的年代给我童年留下的一部分回忆。
亲身经历不提，若是要提到专门描述海南文化环境窘迫的饭桌段子，就丰富多彩了。
传闻10多年前首届博鳌论坛期间，各国政要人士汇聚一堂，江皇来到琼海博鳌，见水清沙白，天蓝海阔，文艺青年情怀大发，技痒难耐，不想海南物质如此富饶，文化上却贫瘠不堪，偌大个博鳌论坛围着转了三圈都找不到一架钢琴。江皇龙颜不悦，遂吩咐：要有琴。
急煞一帮会议后勤工作人员，跑遍整个海口，最后发现，不要说什么德国斯坦伯格斯坦威了，身为经济特区省会城市的海口，全城的钢琴逼格极限之所在，也就是一台不到30万人民币的三角雅马哈。
第二天会议开幕，这台中档平价钢琴就摆在了国际论坛主会场酒店大堂。有南蛮诸侯马哈蒂尔氏等，见我天朝大国举办的顶级论坛，会场中央的钢琴竟如此寒酸，纷纷指指点点，面露鄙夷之色。引得江皇雅兴全无。最后琴也不弹了，即席草草赋诗一首了事。
以上只是饭桌上听来的无数生动urban legend之一，出处不可考，可信度略低。但经常被人拿来佐证海南作为文化沙漠，硬件设施上如何不堪。
无论如何，海南的文化沙漠之名是跑不了了，经济收入没有达到暴发户的水平，却被按了个暴发户才有的绰号，真是情何以堪。
不过腐朽堕落的文化沙漠也有腐朽堕落的好处，譬如家家户户都可以在自家屋顶架个鱼骨天线，收看来自更加腐朽堕落的文化沙漠—-香港的电视节目。
在南航军队大院的时候，住的地方是一排平房，每天到了下午6点，附近的10多个小孩就会聚集在一起，开始挨家挨户问，今天你家的卫星电视台收得到不，可以去你家看动画片不。得到肯定答复后就一拥而入。
小时候，各家屋顶的鱼骨天线所收到的资本主义制度地区的节目就成了我们童年为数不多的欢乐。除了能看遍各种国内地方电视台没有的日本动漫，什么新三一万能侠，宇宙飞龙，橙路，娱乐金鱼眼等，还有许多港台肤浅快餐式搞笑节目，什么开心二人组，鸡蛋碰石头，开心字典等等。以及各种放不完的香港武侠连续剧，一般名字都特别长，什么《天蚕变之再与天比高》，什么《陆小凤之凤舞九天》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我们看不懂的电视台，有个台天天放印度歌舞电影，还有MTV台成天放各种听不懂的音乐和动画片，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把MTV台叫做“倒丁（海南话，发神经的意思）台”，但那些上了中学的哥哥姐姐们很喜欢看。
90年代，这些港台地区流入的大部分电视节目和作品是被北方非文化荒漠地区的文艺青年们所全方位鄙视的，那个时候大陆的摇滚方兴未艾，魔岩三杰信心满满要把港台流行音乐爆出翔；首都有政协委员提案说圣斗士美少女战士这些日本动画片毒害了青少年，应当立法禁播；王朔说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金庸是四大俗；陈佩斯也公开表示过周星驰的电影是殖民地文化，粗制滥造，缺乏内涵，不认同星爷对西游记的演绎。
当时《大话西游》在大陆票房惨败，在广州甚至被一部叫《独生女》的无名小片把票房比了下去，羊城晚报还专门有篇文章对此评论，认为随着人民文化欣赏水平的逐渐提高，香港无厘头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注定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已初见成效，可以断言未来内地的电影市场，将属于像《独生女》这样有内涵，有教育意义的国产优秀影片云云。
令人痛惜的是我周围的人政治觉悟都不高，逆历史潮流而动，成日守着这些文化垃圾看得津津有味。
相对周围其他人的品味而言，我的品味还是略高那么一点点，小时候的我作为身为一个胸有大志的爱国好少年，对来自香港的文艺作品采取了接受一部分，批判一部分的严谨态度。
上初中那会儿开始流行古惑仔系列，讲义气，爆肝胆，两肋插刀，喋血街头，无数刚步入青春期的小男生看得血脉喷张，成天在宿舍熄灯后兴奋讨论。
对于这类影片和相关的讨论我是及其不屑的，但是作为一个有内涵的中二少年，我对这类影片的不屑和老师家长们对这类影片的不屑是有区别的，于是我打算要用一种及其有格调的方式展示我不屑的态度。这种当时还比较罕见的前卫行为艺术形式现在已经有了专门的术语称呼，叫做装逼。
我清了清嗓子，加入舍友们的讨论：“其实港台这些古惑仔系列的黑帮题材的影片是很肤浅的，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打打杀杀讲义气层次。黑帮电影你们应该去看看《教父》三部曲，那才是真正的经典。”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类型的装逼失败场面，就是由于装逼所使用的典故和道具对于装逼对象而言过于高深而无法理解，直接被所有人集体无视的尴尬场面？
嗯。当时就是这样。
若干年后，我在四川的姑父家书房里乱翻，翻出一本80年代初的川大艺术学院的电影教材，上面对《教父》一片的评论大意是，深入细致地刻画了黑社会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毒瘤形成环境和内在原因，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已经无药可医。
看完文艺界前辈的评论，我深刻感受到了当年的自己和国内影评界顶尖装逼水平的巨大差距，然后继续如饥似渴地看前辈们对其他西片的评论。
那部奇书我整整看了两个小时，西方电影评论部分简直就是豆瓣一星影评精选集，而且基本上其中的任何一则评论挑出来，霸气程度都可完爆豆瓣的水准。唯一出现意外的是科幻片部分的影评。
即便是根红苗正政治理论扎实尝遍各种大毒草都面不改色的共产主义文艺界老前辈们，在资本主义的科幻片面前也是摸不着门路，批判起来十分为难，最后只挑了一部《星球大战》来评论不说，短短的几段短评，字里行间里都透露着无处下口的焦急感，连剧情简介都冒出”影片的结局是宇宙之神显灵打败了邪恶的银河帝国“这样离谱的话。当然毕竟是老一辈，最后总结道：“光怪陆离的剧情无疑是现代科技在人们心目中的扭曲反应。”——整篇评论水平因此在结尾处顿时反超了豆瓣平均水准，逼格得以挽回。
这也不能怪编写教材的老师们。毕竟他们倾尽了全力，至少弄明白了星战和教父是两个不同的电影系列。要知道那个时候，大部分文化人估计这两个系列都分不清谁是谁，连《教父》小说的封面都可以印成这样：
话说回来，当年央视的节目，还是有很多高质量的精品电视剧，西游，红楼，我爱我家，渴望等电视剧都风靡一时。但一旦说到娱乐综艺，央视的节目在三俗的资本主义文化沙漠节目面前就溃不成军了。
严格来看，论个人天赋和表演基本功，TVB无线艺员培训班的出来的明星们自然都无法和北影中戏出来的比，内地庞大的文化资源和底蕴亦可笑傲小小香港，即便星爷要拍大话西游无厘头，要配个古风古韵的好配乐，还必须北上请来赵季平。
但北方文艺界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每每要搞一个文艺作品，无论是电影，歌曲，还是综艺节目，自己首先就要列一个很长很长的任务清单：既要做到高雅文明，又要做到寓教于乐，还要做到照顾周全，更要注意不能触碰敏感底线……这个任务清单很长，很全，但无论这个清单再长，“要好看”这一点，一般不在上面。
而香港三俗文艺作品则正好相反，大部分文艺作品任务清单上就只有一个任务：“要好看，能卖钱。完。”
小时候看曾志伟搞的《开心字典》，各种港式烂梗老梗横飞，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片段就是“曾教授”问“林班长”说，说一种最经济的做饭方式是？
林班长答：海南稀饭。
我当时没有反应。但是身旁几个30岁以上的大人全部笑翻了。
这就是一个很Local的笑话，Local到只有资深海南人或做过海南稀饭的人才能明白。但这就是港台娱乐节目最让人很有感觉的地方：内容其实毫无格调可言，但是足够俗，足够市井，足够接地气，足够贴近生活。
想想也觉得可笑，香港世俗文化在庙街市井中缓慢进化几十年，虽免不了商业化急功近利的毛病，但也好歹人才辈出，各种文化产品返销大陆；而我们这里前三十年闭关苦搞乌托邦的新文化，除了梁祝，赛马等少数几个顶级经典，剩下的就寥寥无几。虽然后三十年放开了些，人性回归，神性减弱，但审查依旧。嘲讽讥笑是允许的，深度思考就很危险，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被解构调侃，下里巴人又不能唱得太大声。
于是，庞大旧制度的倒塌就开始伴随着各类感叹礼崩乐坏的怀旧言论和思绪，许多人又会开始怀念过去那些代表体制内最高文艺欣赏水平的作品，那些作品有着枯燥的主题，古板的表达方式，高难度的文艺技巧，以及现在商业公司根本无法复制的豪华制作团队，总会有人向这些已经灭绝的共产主义恐龙级文艺作品致敬，感叹革命样板戏《智斗》唱词回味无穷，感叹电影《大决战》场面壮观，然后指着屏幕上的凤凰传奇和抗日奇葩剧，摇头叹息。
这又如何呢？现在的人类社会再也不可能造出像金字塔和长城这样伟大的建筑了，但是我从未见有人因此感叹现在的社会比几千年前退步。老派体制内艺术形式的衰落，如同恐龙的灭绝，金字塔的破落，都只是世界变迁的结果。更不要提这些恐龙作品本身就无大众热爱的基础。与其对着这些自然变迁的结果各种长吁短叹，不如意识到，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巨匠或英雄，那么正好说明了在这个时代成为巨匠或英雄的机会很大。
体制内的一些思维定势不仅困扰着怀旧的遗老遗少，也困扰着从这个体制里出来的叛逆者们。许多内地地上地下唱摇滚搞电影的，总是抱着不愿纯洁的艺术被金钱玷污的想法创作，写出来的作品不经过专门的几千字的诠释都不知道在表达啥，曲高和寡成为一枚挂在胸口的金质勋章。
伍迪 艾伦说：“法国观众对我有两种误解——看到我戴眼镜，而以为我是知识分子；看到我拍电影不赚钱，又以为我是艺术家。”
唱歌演戏，挣钱糊口，本是天经地义。但我们这里，很多时候艺术家赚钱的方式都要被媒体各种鄙视。央视主持人也好，流行大牌歌手也好，如果私下去小场子演出被发现，媒体就会用轻蔑的口吻称他们在“走穴”。
走穴这个中国特色的烂词不知道祸害了多少人的道德观和世界观，我对走穴行为的鄙视终止于我大学时期，当时我用电驴在网上下了上千个国外摇滚乐现场视频，然后我惊奇的看到，所有的摇滚明星都在走穴。除了万人演唱会的现场，更多的时候，你看到的现场，是这些大腕儿在一些小俱乐部，小晚会，私人场所，甚至拉斯维加斯赌场夜总会的演出。走穴甚至贯彻了整个摇滚史。老前辈查克莓(Chuck Berry)同志靠什么起家成名的？不就是靠走穴现场玩鸭子步撩得台下白人少女纷纷尖叫么！披头士早年没成名前经常在利物浦的小俱乐部里演出，那叫什么？那不就是走穴么！连他们常驻场演出的那个俱乐部的名字都叫“洞穴俱乐部”（The Cavern Club)，那真是绝对正儿八经的走穴。
你如果想要一大批不用靠走穴来养活自己的文艺明星，去文工团找吧。
然后就不得不提到一下春晚了。
春晚是世俗生活与威权政治交错的舞台，也是一直是体制内恐龙级文艺作品的大展台。正如我前面说的，尽管体制内的文艺作品大部分无聊到死，但其节目制作班底和技术依旧可以完爆其他任何商演节目的阵容。这就好比你再怎么不屑朝鲜那些歌颂金家王朝的作品，你也不得不感叹金家美女文工团团员的平均相貌身材以及乐器演奏水平，绝对可以完爆任何一个南韩的经过整容处理后的少女偶像组合天团。
但春晚舞台上所展示的，也只是中国局部地区的世俗生活的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含有北方方言，体现的都是北方过年的民俗。四川地区过年家家做腊肠腊肉，广东地区家家都要买一盆金桔或水仙回家，这些非北方地区的民俗在春晚鲜有体现，央视里的主持人永远一副完美的笑脸，扯着嗓子喊：过年吃饺子啦！偶尔出现其他地区的民俗或食物，要么就是主持人以“你知道吗”的方式提起，带有猎奇性质，要么就是以“买买提我今天心欢喜，赶上了毛驴去城里”的歌颂形式出现，带有政治工具性质。
小时候看春晚，一方面，我的北方人的血统让我可以基本上无障碍理解北方方言小品的笑点所在，但另一方面，我的基因里的四川的那一部分又让我对春晚居然从未有过四川方言的节目而腹诽不已。直到某一届春晚，放了一个四川话的小品。我看着里面四川的小品演员费力地在每一句四川话包袱后面都要用川普或普通话重复一下的尴尬，以及镜头扫过观众席时大部分观众的无感。连群众演员都不肯给人造喝彩和掌声的节目，其冷场程度可想而知。
我顿时明白了，央视的春晚不适合放四川话节目，不适合放海南话节目，不适合放绝大多数南方方言节目。最适合一种方言的舞台，只能是讲这个方言的地区的地方电视台自己搞的晚会。
但是既然是一部现场大部分观众都是北方的，语言也是北方方言的节目，为何除夕夜晚全国所有地方的电视台都必须同步转播呢？常常被选入春晚语言类节目的方言，都有什么共同特点呢？
我想了很久，最后只总结出这些春晚常驻方言的一个共同点：说这些方言的地区，冬天都有暖气。
不要以为普通话普及了，全国各地群众就理所当然能听懂北方方言。天朝国土辽阔，南方人和北方人在一起讲普通话都可以有隔阂，更别说方言。工作后我曾见过，电话会议，北京人对广东人说：还有内XXX，别把这事儿给拉下了啊。广东同事弱弱地问，那个……“辣下”……是什么意思？
没上过春晚的方言尚算不错的。杯具的是出现了，却常常是被拿来调侃的。
早期春晚所有出现过广东话的方言类节目，一般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年轻小资阶级北方人为赶时髦或追求，操一口粤语口音普通话；后经老一辈工人阶级北方人的严厉训斥和纠正，痛改前非，甩掉虚伪的小资情调，又重新抄起北方方言恢复了劳动人民的艰苦朴素本色。
港台腔无意间就成了做作，浅薄，暴发户的代名词。10多年前，这是最安全最政治正确又可以完美迎合现场观众口味的地图炮。
然而另一个不为人所察觉的地图炮就是，那些北方地区的方言，也就这样被春晚上的小品节目代言，和无法适应现代商业文明，装扮土气，日渐衰落的老工业基地或农村留守僵化人群形象画上了等号。当然为了避免这种印象的产生，大部分春晚小品都会采取补救措施，一般的方法是在小品后半段不经意间抖出“我们农村现在也富有啦和你们一样有钱”的包袱。为什么富有了呢，“靠中央政策好哇！”
“中央的政策”在中国永远是万能公式般的存在，你可以用这个词来解释国内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经济现象，从南街村到深圳，从股市到房地产。93年海南经济一蹶不振之后，随便抓个海南的老板问原因是什么，回答基本都是，老江把给海南的钱抽去上海搞浦东啦，中央不给政策啦，没办法啊。
现在的春晚当然不会再搞方言地图炮了，主持人李咏都开始用粤语祝观众新年快乐了。但各种偏见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在人的心中埋下。这些偏见又会反过来作用使得各个群体里的人去刻意固守别人偏见里的自己的形象，不愿意改善形象或者沟通方式，去增进彼此的了解。
本身在海南长大的年轻人也会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我在中学时代就听到身边许多同学感叹，我们这一代是特区里堕落的一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被资本主义腐蚀了的，充满罪恶的城市，经济特区里长大的孩子在他们的青春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用审视索多玛之城的眼光审视着自己所生活的这个霓虹灯之城。一方面的确是书本电视等媒体的潜移默化所致，一方面也是那时候的海南，野草般胡乱生长的新生事物和过去的事物交织在一起，各种违和感阵阵的场面实在是太多。
对于军队或机关大院里出来的孩子而言，违和感浓厚的场面就见的更多。小时候的我跟着老爸参加各种现役或退伍军人大聚会，酒后去KTV的时候，首长要点一首军歌或红歌以展现军人风范并烘托气氛，后台DJ把直径和脸盆差不多的一张LD激光唱盘放进机子里，电子MIDI合成配乐的《打靶归来》欢快地响起，舞台正中白色投影幕布上开始播放MTV，一个三点式泳装面相上看应该是来自宝岛台湾的不知名模特妹子款款扭了出来，首长铿锵有力地唱，米索拉米索，拉索米哆来。MV里的泳装妹子躺在泳池边上，以手托腮，摆个POSE，拿个泳圈，捋捋头发，又换个POSE，脸上永远一副寂寞芳心二奶俱乐部会员的表情。
初中学政治课，读到老马名言：资本来到世间，是个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后来初三生物课，老师给我们放国外校友寄过来的健康科普片，放到产妇临盆的一节，刚出生的小孩子，浑身裹着鲜血污秽来到人世间。震撼之余还觉得，老马这家伙，一定现场观摩过某种哺乳动物的生产全过程，才能写出如此形象的比喻。
但是这个比喻也实在不妥。因为浑身污秽来到世间，顶多说明资本主义是个哺乳动物，必喜好丰乳肥臀，算不上什么罪孽。除非你老马能构造一个新的制度，不是胎生是卵生的，来到世间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当然后来声称信奉老马的那帮人搞出来的新制度来到世间的时候，其情形比哺乳动物要重口味多了，应该是异形来到人世间的级别。
90年代海南经济泡沫达到巅峰的时候，龙昆北路的中国城夜总会开业，当时号称全亚洲最大的室内娱乐城。我混在大人堆里进去开眼界，剪彩的时候，几十位迎宾小姐一字排开，都一水儿的高挑身材，一水儿的柔顺长发披到臀部，一水儿鲜艳贴身的红旗袍，开衩开到大腿，一水儿脚跟如同钉子一般尖锐的高跟鞋；上百个氢气球悬着上百条热烈庆贺的标语在天空飘，停车场停满了无数辆黑色乌龟壳的日本走私车；一楼的酒吧门口摆着一个硕大的啤酒桶；粤菜馆门口的招牌上写着由最正宗的香港名师主理的避风塘炒虾和鱼翅；川菜馆里几百个滚烫的红油火锅在翻腾，据说不久要邀请李伯清来演出；豪华的夜总会有着一个隐秘阴暗的入口，里面传来了节奏强劲的音乐；那天晚上的国际俱乐部举行的开业表演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可伸缩的舞台和穿着金光闪闪演出服的表演者，多年以后，我甚至清晰的记得，当晚开业表演的男女主持人都来自央视，观众中有人轻蔑地说，今晚那么多大腕儿都来走穴啊。从那以后，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打扮各异的商人，无论是腰间缠个钱包扮暴发户的，穿西服扮港商的，戴金丝眼镜扮儒商的，都开始在海口的各种高档低档的饭局上吹嘘或有意无意透露自己在中国城夜总会一个晚上消费了多少瓶洋酒的故事。所有的人都在狂欢，痛饮，吹牛，以及悄悄盘算退路。不知从何处而来的财富堆砌起了这一切。一朵诱人而又危险的花儿灿烂开放的时刻，一座海市蜃楼被风吹散前最后一瞥的定格。
全国所有非北京地区的小朋友对于北京的第一印象，估计都来自于那首幼儿园教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海南虽然也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和红色娘子军，但是在学会唱爱五指山之前，首先要学会唱爱天安门。唱多了自然就会对这个遥远的首都无比憧憬向往。
后来老爸和几个同事第一次去北京出差，一个多月几个人回到海南，提起首都都是各种抱怨，空气污染，气候干燥，招待所服务员大妈无比牛逼，午休时候不敲门直接拿钥匙开门然后吸尘器就嗡嗡嗡推进来。
甚至还要抱怨北京的出租车。当时北京还是屎黄色的面的，起步价虽然比海南红色的士要低一半以上，但是过了晚上7点就基本见不到，就算拦到了，也等于没有——海南和北京的士的差异在于，如果遇上不合算的生意，海南的哥会选择在调表上做点小手脚，或兜圈，或直接大嘴开高价敲一笔；北方的哥则直接选择拒载。现在看来，海南的哥应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派的哥，而北京的哥则是政府万能原教旨主义派的哥。
当然最不能容忍的还是伙食。在吃了一个多月的大白菜，冷藏肉和各种味道奇怪的当地小吃后，结束培训的一帮南方人回到海南的街边大排档，看到生鲜的油炸乳鸽，白斩鸡，海南粉，基围虾，清蒸石斑鱼，椰肉清补凉，椰奶炒冰，个个口水三千丈。
我一直觉得这不可思议，因为小时候读各种小故事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外宾的时候，外宾们都是对我们的国宴赞不绝口的。首都的美食怎么可能还不如小小海南？
后来，终于有机会去了一次北京。
到了北京后第一个感觉就是空气及其不适应，整个城市的空气都充满了一股奇怪的味道，仿佛某种燃料没有完全燃烧而遗留在了空气中。呼吸起来每一口都不舒服。
但是城市的规划就远在海口之上了，马路很宽敞，街道不会有成堆的垃圾，公厕也更干净，公园绿地的分布比那时候的海口要合理得多。故宫，颐和园和其他散布在城里的古建筑都很美好，即便是古板的各种建国后建设起来的共产主义建筑，至少也算干净整洁，规规矩矩。不像居住在海口，每天所看到的只有粗糙的商业楼盘和老旧的建筑群。
吃的就略为乏善可陈。印象中除了吃了一餐烤鸭和一餐麦当劳外，剩下的好吃的都集中在去过的几个驻京办事处的餐厅里了。
相对于环境，北京的人留给我的印象更深：所有在北京饭局上见到的操标准普通话的叔叔阿姨，口才和表达能力都可以完爆在海南饭局上见到的讲话带南方口音的叔叔阿姨。这些口才好的叔叔阿姨们让我想起了海口有家军方背景的星级酒店，店名题词落款是张爱萍将军。这个酒店的经理来自北方，他有个著名的轶事：某次酒店餐厅里来了几个海南党校的专讲马列理论的教授，席间大谈马克思经济理论如何如何，这个经理在一旁听得技痒，于是乱入讨论，最后在这场关于马经的辩论中，党校教授不敌酒店经理，败下阵来。教授起身敬酒后细问，原来这个经理90年代初来海南前，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马列就是他的老本行。
我又想起来了我小时候的那些从大陆来的小伙伴，他们小学一年级就会使用成语造句，在钢琴上弹奏土耳其进行曲，做复杂的科技小实验。而同年龄时候的我写日记从来不超过100个字，手风琴只会拉《花儿与少年》以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实验只会拿个放大镜点火柴和烧土里的红蚂蚁。
那时候北京在我眼中的留下印象，便是一座庞大无比的，真正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城市，盛产各种钢铁和枪炮，精神和思想。却缺乏清新的空气，以及鲜美的食物。这座城市是站姿最笔直的军人，普通话最标准的播音员，国内最权威的高等学府，最有权力的官僚，最负盛名的政治反对派，最能侃的二道贩子的原产地和大本营，无数野心家，冒险家，谋略家，演说家，思想家隐藏在这个城市，但是这些牛逼的人们在图谋天下之余，若要想吃点稍微像样的美食，还必须去到各地驻京办的食堂。若要呼吸点像样的空气，晒晒像样的阳光，还需不远万里坐飞机去趟海南。从90年代中期开始，每逢春节前后，海南都会迎来一大波来自北京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常委和前常委冬天有一半都在海南晒太阳；在海南的常委通常又有一半以上聚集在三亚。北戴河的行宫已经荒芜长草，亚龙湾的沙滩刚刚好。
热带的南方玫瑰如此诱人，年轻人依旧无比向往钢铁枪炮的北方。
海南基本没有什么重工业。早期海南最最重金属的工业，除了石碌铁矿和海马汽车，就只有海口罐头厂了。
而所谓的海马，其实根本算不上汽车制造厂。所有来自北方工业重镇的叔叔提起海南马自达，都面露鄙夷之色。因为那个坐落在小小保税区里的厂房顶多只能算是装配车间，只是进口了几条装配线，做个壳，喷个油漆组装一下。剩下的零部件都是现成的直接组装完事。至于零部件的来源，早期的海马厂大量使用走私汽车配件，基本是个公开的秘密。
如果你报团来海南旅游，一半以上的海南导游，都会在长途旅游大巴上用小喇叭跟你绘声绘色地讲起80年代中期，汽车走私狂潮期间，美国军事卫星发现海南港口军舰大规模活动，来回运输各种车辆，以为开始演习攻打台湾了，结果最后发现是海军在参与汽车走私的段子。
这明显又是一个urban legend。唉。海南真的是个有无数传奇的热土。但许多legend的后面又常常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厦门远华走私案出现的时候，海南人表示85年就见识过全民走私汽车的阵仗了；当21世纪各地房价争相彪升过万的时候，海南人表示93年就见过均价1万多的楼盘了，那些楼盘的大部分到现在价格都没有恢复到当年水平，现在去海口海甸岛，还可以看到无数灰黑色钢筋结构一览无余的水泥架子烂尾楼，常春藤爬满了这些寂静鬼屋，如同一个时代匆忙撤退留下的无数庞大遗物。
至于那个生产了著名的椰子汁的椰树集团和海口罐头厂，这个企业给我的印象就是，能把椰子汁这种killer app级别的产品做到这种烂程度的，史上没有比他更烂的品牌，包装，市场定位和营销了。
二十年前海口电视台上播放的椰树牌椰子汁广告是这样的：
看电视，看着看着突然就一片蓝屏了，跟没有节目信号一样，喇叭里只有丝丝的底噪声。然后蓝屏，白字，一个个打出来，配上字正腔圆的播音员朗读：
“ xx年x月x日，国家主席xxx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xx国总统xxx，用的还是椰树牌椰子汁/矿泉水！”（注：“还是”二字要重音读）
“请认准“椰树牌”商标，谨防假冒！”
“椰树牌椰子汁，国宴饮料，世界首创，中国一绝！”
那个年头的海南地方电视台，如果不仔细看，你基本分不清上面播的究竟是椰树集团的广告，还是刑事案件逃犯通缉令。
这个广告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乃至于20年后的两会，看到李总理喝剩的半瓶水被各路记者围抢的时候，我脑中第一浮现出的，便是这段霸气无敌的文案：
“x月x日，李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喝剩的那半瓶水，还是椰树牌火山岩矿泉水。”
蓝屏，白字，一个个打出来，配上字正腔圆的播音员朗读。 完爆所有法国矿泉水娘娘腔广告。
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下定决心，要去北京学习。那里有图书馆和学术泰斗，热血青年和国保，反动派和当权派，地下酒吧和国家大剧院，斯坦威钢琴和京胡。
高三报志愿的时候，我的前三名志愿是北航，北理，北邮等一切北字开头的院校。我的班主任老潘看了后，便跑来跟我做思想交流。
老潘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彪形大汉，海中江湖上人称黑龙江猛男。刚到海中时老潘还带着北方的习惯。看学生顽皮的，一掌从脑后拍过去。上自习一查，发现少了几个，于是立马掉头出校门直奔最隐秘的黑网吧据点，半小时后将案犯全部抓拿归案。
后来老潘发现，在海南的学校，基本上他只要发挥出在北方教学时全部战斗力的三成那样，便可圆满完成教学任务了。剩下的充沛精力，都用来和体育教学组的老师们，在校门口的排球场大战三百回合。
老潘对我说，我看你报川大最合适的，又是你爸的老家，分数也不危险，别报北京的学校了，太多人报，你的分还差点。
那时候我正出于青春叛逆巅峰期，逼格破表，淡淡说道，古话说少不入川，老不如陕，年轻时候去四川，我怕会消磨斗志。
老潘费了很大劲忍住没有使出尘封几个月的拍后脑勺必杀技，对我说：“你算了吧你，成都再悠闲能有海南悠闲啊？！你的斗志要是能被消磨早在海南被消磨完了我跟你说！我到海南这两年，我都比在东北当老师要懒多了！”
我仔细一想，也是。于是改报了川大。
顺利上了川大后才发现，这个选择还是比较正确的。有轻微哮喘的我整个人就是个超大号人肉空气质量监测仪，连成都级别的空气污染都让我难受了几个冬天。大学每年寒假从成都飞回海口，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将肺活量发挥到极限，一口吸满几升潮湿温暖带有咸腥海风味道的空气，然后陷入醉氧状态。
就我这出息，要是硬撑去北京，估计就直接完蛋。逼格再破表，也顶不住PM2.5破表。
几个月后到了川大报到，接着就是军训。
坐在大卡车里被拉了几个小时，到了一个装甲部队的营区。估计是部队都没有想到这几年大学扩招那么夸张，一下子来了一万多大学新生军训，根本安置不下。于是全体男生刚开始都是天天睡车库，把卡车都开出来，几千人打地铺睡进去。入秋了，半夜下雨，毛毛细雨飘进来，几千个荷尔蒙旺盛的男生睡在一个大车库里，几百个在打呼噜，几百个在说梦话，几百个在聊天，几百个在玩手机，几百个在打飞机，几百个失眠，几百个起夜上厕所。
最后的几天才住进宿舍。相对比较舒服，和教官也混熟了，偶尔休息时就在一起聊天摆龙门阵，自然都是我们这帮没见过世面的理工屌丝处男围一圈听教官侃大山了。教官也不会让我们失望，各种军旅生活故事随手拈来。当然也有一些私下的抱怨。印象比较深的两次，一次是一个教官抱怨说，他们部队坦克演习的时候实弹打靶，打中了，主席台上掌声雷动，但是打的都是固定靶，真的上战场，能干的过美国的M1A2和日本的90式么？心里根本没底。还有一次是已经服役6年了的老教官跟我们说，他打算当年就退伍，解甲归田，他说解甲归田是真的归田，回老家承包几片地，种经济作物。
我回想起老爸和他的许多战友退伍后的去向。大部分当兵的都有脱下军装的一天，褪下军装后该怎么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退伍军人聚集在政府门口的场面近年来也逐渐增多。
一天午休时候，连长带着一位中年阿姨过来。那位阿姨一副小县城中年妇女的打扮，但是手中却拎着一把国产95式自动步枪。教官说，大家可以拿这把枪拍照留念，10块钱一次。
于是全宿舍的军迷开始骚动。
国产95枪族，驻港部队配备武器，97年第一次在电视和兵器杂志上亮相，作为第一个完全自主研发的弹夹摆在扳机后方的国产自动步枪，其造型在中国军迷心目中的性感程度基本等同于第一个炮塔不是半球体的国产坦克，以及第一个没有把发动机进气口放在机头的国产喷气式战斗机。
但是第一次和这种心目中性感武器的亲密接触，居然是这种机遇和场合，这种感觉基本上和你遇到了当年暗恋了整个青春期的校花，她张嘴第一句话就是“大哥要做个大保健不”一样。
几个正义感稍强的军迷男生迅速指出：军队里枪械管理制度如此严格，这位阿姨是如何把这把枪拿出来的？
但是正义感终究抵不过95自动步枪的性感，军迷们一边嘀咕一边还是纷纷排队交钱合影。
我看着那个小县城妇女打扮的95自动步枪阿姨，思绪各种翻腾，
从带他过来的连长对她必敬必恭的态度来看，这不是个普通的部队家属。至少是个营级甚至团级干部的家属。就为了挣这点小钱，还要找到个他老公的部下，偷偷带过来。唉。
他老公应该是个好军官。不然若是黑得下心随便搞点外快，她也不必为这点小钱费力搞这种事。
我心里这样想的。然后我也交了10块钱去拍了一张。
那张持着95自动步枪拍的照片后来拿到手，我发现上面的我形象异常猥琐。比所有国产影视剧中的日本鬼子加起来还要猥琐一万倍。我个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因为那是95式步枪，我在这张照片上体现出来的猥琐，和我身边的无数屌丝兄弟们第一次同他们心目中的女神说话时五官表情以及身体语言以及内心尊严节操全面崩坏一溃千里随风而去时的神韵，是一样的。
刚到四川不久路过大件路。亲眼见到运输“大件”，一个硕大的汽轮机浩浩荡荡通过马路，叹为观止。回老家德阳遇到个叔叔说，德阳有汽轮机厂，绵阳还有亚洲最大的航空风洞实验室，还有九院，到时候有空拉我去看一哈风洞吹着耍。
他说风洞实验的时候我脑中瞬间闪过苏27，前苏联中央空气流体力学研究院，眼镜蛇机动等一系列初级军迷的反应。兴奋异常。
但四年过去了，我离这些军工重工最近的一次，就是去听一个激光武器的选修课。授课的老师才放了几页他当年在戈壁滩试验激光制导炸弹的照片，就开始抱怨“同学们啊，你们知道中国现在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吗？是体制问题啊……”
后来这个选修课就因选修人数太少被砍了。
大三大四开始学专业课的时候，我和许多同班同学都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的专业现在学的同一门课程的质量和过去相比，真是天差地别。在电动力学课堂上，授课的老师跟我抱怨说，过去这门课要讲两个学期，每个星期三堂课。而如今只讲一个学期不说，每个星期只有两堂课。于是他现在授课只能尽量省略细节用一路狂推各种麦克斯韦方程组公式的方法碾过去。
几乎所有人都云里雾里地听了两个月这门课后，授课老师说，大家现在根据这两个月的心得体会，写一片关于电动力学的论文。顿时众人高呼怎么可能。老师见群情激愤，忙改口说这样吧，你们每人从网上找一份关于电动力学的论文COPY打印或U盘拷给我，算你们的期中成绩。
这种水得不能再水的任务按理说执行起来应该很简单了。可惜我这人又是很多事，我觉得我应该找一篇我完全看懂了的而且水平很高的论文，才能体现我的逼格，于是我在网上的各种文献库里搜了很久。最后终于一篇名为《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的论文落入我的法眼，那篇论文看得简直让我击节叫好，就在我基本已经定下来要将这篇论文COPY下来并交给老师当我的期中作业的时候，一种奇怪的不安从心底升起，促使我将鼠标拉到论文最后，显示论文作者和发布时间的信息的地方。
作者：阿尔伯特.A.爱因斯坦，1905年。
我关掉了电脑，下楼去买了瓶冰红茶喝，以庆祝我与物理史上最卑劣的抄袭者的称号擦肩而过。
大学的几年过得飞快。临近毕业的大四，我所在的光信息专业出现了一道奇观，那就是尽管就业率和考研成功率都极高。但是所有找到工作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我们的专业线性相关的。考研成功的，大部分也和本专业没有关系。近点的考去北邮学通信，远点的有考上川大工商学院硕士，再远点的，甚至有人考上了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
从祖国遥远西南的电子光信息专业考到宇宙中心的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这个跨度之大，你可以看得出我们光信息系是多么人才济济，以及这些人才对本专业是有多绝望，以及这些当他们将这些绝望转化为动力后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有多惊人。
即便是读研的同学，许多在研究生毕业后也当了逃兵。三年后，读研的其中一位同学在研究生即将毕业前几个月尝试找了下专业对口的工作，彻底死心后，去报班学了JAVA编程，几个月后他去了腾讯移动开发部门，月薪过万，生活无忧。
至于我本人，在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一直以为我应该进当时方兴未艾的太阳能电池产业的。那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之一。
我当时对各种光伏企业如此情有独钟的另一个原因是，光伏企业是唯一一个在面试的时候考我专业对口问题的。
奔波找了几个月工作做了无数编程题，电路题，智力题和英语题的我，当听到考官在电话面试里说出“请解释一下光电效应的物理原理和相关公式含义”这句话的时候。一种“原来我大学学的那些TM难到死的东西原来真的有用啊”的自豪感充满了胸膛，顿时十分感动。
那个时候光伏产业正蓬勃发展，施正荣刚成为中国首富，政府鼎力支持，各地光伏工程纷纷上马。我在网上搜索，当看到未来五年全世界光伏材料的预计需求量是多少的时候我双眼亮得发光，但紧接着当我看到中国已经上马的几个光伏项目未来三年的预计产能是多少的时候我的双眼顿时就暗淡了下去。
然后我拒绝了那家光伏企业提出的OFFER。还是去深圳做了IT民工。
毕业前一个月在德庄火锅吃散伙饭，35元一位的麻辣火锅，啤酒随便喝，都是最典型的成都式大学散伙饭配置。大家都喝高了。好友坦白狼当时去美利坚读研究生的事还没定下来，胸中一股怨气，狼爪搭在我肩膀上，喷着狼气说，我没醉，你现在问我CPA激光器由哪几个部分组成，我立马告诉你。然后一个直博量子光学的MM还真问说，哪几个？坦白狼涨着红脸，很认真地掰着手指说，脉冲振荡器，放大器，脉冲展宽器还有脉冲压缩器，哈哈我没记错吧。
大家围着考上宇宙中心五道口央行金融学院的江波同学敬酒，说以后，我们就很难看到江波了，下次再看到，要么就是10年后出现在新闻联播的前20分钟里，要么就是出现在特大外逃贪官的名单上。
我听到这段打趣，高中好友跟我说过的他老爸那批学金融经济的同学们的命运那段话和酒气一起喷了上来，我把头仰起来，尽力呼吸，努力控制自己不要醉过去。
可能大部分中国人身体里都没有关心政治的基因，普通华人移居国外后即便取得公民身份，投票率也低于其他族裔的移民；而红色后代，尤其是失势后的红色后代移民国外后，更是基本选择学术界默默耕耘。远离是非，落得清静。
但是我又常常看到在国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脆弱，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也可以上升到政治层面然后斗得不可开交，甚至立场相似的人也会为一点观念或主义上的细小分歧而演变到势不两立。在历经了前几十年残酷的政治斗争后，我们都还没有学会如何让口号标语的归口号标语，让柴米油盐的归柴米油盐。
一方面人们还没有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权利，另一方面，真正的政治体系的巨大手腕却可以随时影响到人们的中最繁琐的一些细节小事。
这一幕的诞生简直是无可避免：政治对生活的控制能量巨大，使得人们一旦有机会谈论政治的时候都急不可耐，暴躁异常，试图把观点相左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这些激烈的争吵和偏激的见解其实大部分又无法被印证或得到理性的反驳，无论这些论战的胜负结果如何，对真实世界中的政治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于是人们变得更加怒不可遏，愤怒的长矛越来越频繁地刺向真实世界的风车。
在阿尔.斯密斯慈善晚宴上和竞选对手奥巴马互相调侃后，罗姆尼在讲话的最后说：“……有一些基本合理的原则在引导着我和总统，我和他都为这个势均力敌的局面深感不安，良性的竞争很容易演变成私人恩怨和琐碎小事，不过还好我跟总统并没有仇视对方……你可以反对——在我们国家，你可以反对某人的政见，可以在不含任何恶意的情况下针锋相对，这对我来说便是如此，生活比政治重要得多。”
罗姆尼说的尽管是理想情况，但生活与政治像这样和谐相处，何尝不是我们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上大学后某次假期回海南。又是老爸的部队战友聚会大饭局，饭局还是在那家张爱萍亲笔题写店名的酒店里进行。席间有个副军级参谋长伯伯，豪爽热情，与部下猜拳喝酒钻桌子打成一片，丝毫没有大官的架子。
然后听人悄悄说，当年京城戒严的时候，真正一路开枪到广场的部队，有一支就是他在带领。
但是之后他并未受到重用。因为沾了鲜血的刀子要迅速丢掉。许多士兵次年就安置退伍转业，他也被派来海南这个无足轻重的地方，远离权力的中心。
我突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觉得他和这个酒店的经理之间有着某种奇怪的联系。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及其荒谬的毫无根据的猜想，在我的猜想里，那场事件结束后的若干年，两个曾经的参与者就这样各自拥有了一个没人能猜到他们过去的身份，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最远离政治的一个角落里觥筹交错。
继而，我的理性告诉我这种没有证据的联想是矫情的。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又让我感到一种荒谬感。他们不会去再提起这些事了，酒桌上的所有人都不会提起那件事，这个国家也尽量避免提起那件事。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有着各种巨大裂痕，但是这些裂痕从来没有得到面对和修补，这些裂痕最好都不要被提起，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些裂痕，所有人都在回避责任。只剩下酒，中国的酒可以暂时化解一切，产生最戏剧性的场面，就如同30多年前海岛上的部队灌醉冲突的少数民族的两方头领一样。这几十年来，我们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妄想彻底抛弃政治，只留下纯粹的生活，或者妄想彻底抛弃生活，只留下纯粹的政治。更令人沮丧的是，这几十年来，我们用生活打败政治的方式，就如同我们用政治打败生活的方式一样，从来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来源：刘三山
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3/0502_82519.html
